《基本法》第133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经中央人民政府具体授权可以续签或修改民用航空运输协定和协议等。

[6][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60页。其二，对全国人大常委会职责的认识。

这一任期划分为5次会期。埃及、巴西、阿富汗、伊拉克、也门、卡塔尔等国宪法也规定了这种法定期间+自由延长期间的预算议决期间规范。[3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版，第98页。既然宪法未做必要规定，那么实践中，解决此一基本程序问题就有赖下位法，但下位法代替宪法规定代议会期，容易因为某些方面的反对而忽左忽右。[42]其后，第十一届和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讲座都沿用了这个说法。

根据专门材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第10届议会共有两次会期：第一次自2010年6月18日起，至2011年6月17日止，为全年制。文章原载：《法商研究》2015年第1期。在《行政许可法》中明确规定：本法所称的行政许可，也叫行政审批，是指行政机关根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准予其从事特定活动的外部行政行为。

第二，科学性原则，即所建立的行政审批法律制度自身要科学合理，法律条文要逻辑严密，上位法与下位法要协调配合。行政许可是现代社会运用政府有形之手弥补市场失灵的重要事前干预措施，对解决各种纷繁复杂的社会、解决问题发挥着重要作用。（3）建立健全行政许可实施裁量制度，充分发挥许可实施机关的积极作用。《行政许可法》第8条确立了信赖保护原则，但相关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行政补偿的具体标准和行政补偿的启动程序，以致使这个良好的制度创新在具体实施中可能被架空。

【注释】 [基金项目]广州市社科规划项目《广州行政审批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研究》（批准号：2014Y27）。而在整个国家体制中，行政体制是关键。

（一）全能政府理念是行政审批法治化的思想障碍 传统中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行政许可法》在有效制约许可实施机关滥用许可权的同时，必须为充分发挥许可实施机关的积极作用提供制度空间。[2]潘秀珍：《转型期中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利益——制度分析》，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7页。只有事后监管能力上去了，负面清单才能、也才会相应减少，负面清单管理才能取得应有的实效。

为此，在推行行政审批负面清单管理过程中，我们必须注意：（1）明晰制定行政审批负面清单的依据。就程序层面而言，行政审批法治化就是要规范行政审批改革权的运行程序、规范行政审批实施权的运行程序，即建立健全行政审批设定程序、实施程序和监督检查程序，并切实严格依法进行，要让行政相对人行政审批全过程中看到程序正义、享受程序正义、相信程序正义。然而，受规制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只有通过决策者与执行者才能实现。它既不是在完善的市场和不完善的政府间的选择，也不是在不完善的市场和完善的政府间的选择。

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中，包含审批一词的有117部，但只有在《行政许可法》中对行政审批进行了解释。行政审批法治化应当建立在现代法治理念之上，即遵循私权利主体法不禁止即自由，公权力主体法无授权即禁止的基本理念。

监管和放权其实是一组辩证关系[31]。（二）修改完善《行政许可法》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

也要解决市场秩序问题，即如何强化监管，切实改善和加强政府对市场的监督，营造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并实现两者的有效和谐衔接。[35][美]道格拉斯. C.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页。社会中介组织在经济社会中发挥着凝聚功能、参与功能、沟通功能、监督功能、公证鉴定功能、服务功能和社会稳定的功能[38]。追求利益是人类一切社会活动的动因[15]。《行政许可法》对许可申请、受理、决定、变更等环节做了系统的程序性规定，但申请和受理形式不统一，变更程序没有明细规定，在规定许可各环节法定期限的同时又规定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的但书条款，使相关规定作用大打折扣。然而，路径依赖是过去对现在和未来的强大影响（道格拉斯·诺斯）。

小到夫妻吵架、邻里纠纷都在寻求政府解决，形成了问题解决的政府依赖症。现有公务员制度缺乏正常有效的公务员退出机制，使政府职能转移后的富余人员的分流与安置难以落实。

尤其是市场主体可在法定范围内自主决定自己的事务，自由从事各种民事行为，最充分地实现自己的利益，而不受任何非法的干涉[27]。中央编制办公室政策法规司司长王龙江2014年表示：明年5月前，所有的非行政许可事项都将被消灭，不再开后门，不再保留灰色地带[5]。

在法定的准 入限制之外，市场主体可以进入。[30]郭晓光：《地方政府取消行政审批项目的问题分析和应对策略》，载《中国行政管理》2014年第3期。

行政审批法治化意味着行政审批之外的广阔空间是市场主体依法享有的自由空间，可以放开手脚，自我发展。这些问题影响至深，已成为阻碍政府职能转变、政府效率提高和产生腐败的主要根源。《行政许可法》有关许可监管程序规定存在不合理、甚至违法嫌疑，如第61条第2款规定就缺少检查记录应向被许可人当场公开及签认的规定。[32]蔡恩泽：《负面清单考量监管智慧》，载《中国审计报》，2013年10月21日。

而一套严格、完备、有效的监管体系，是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良善运行的制度保障。然而，对我们而言行政审批负面清单管理是一个新生事物，如何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有效防控其可能带来的风险，是行政审批法治化必须首先解决的重要课题。

[3]潘秀珍：《转型期中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利益——制度分析》，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6～128页。《行政许可法》设立了许可听证制度，但规定的听证范围过于狭窄，没有规定当事人事前查阅材料的权利和听证程序的期限，听证主持人没有相关制度要求，缺乏中立性。

在行政审批法治化过程中，利益受损的政府公务人员必然采取消极不作为等机会主义行为，以及走过场式的形式主义作为来保护或实现自己的利益，从而阻碍行政审批法治化进程。如果没有严格的事中、事后监管，负面清单管理的实效就会被处心积虑的资本虚置。

（4）健全行政许可监督检查制度。[21]安应民主编：《管理心理学》，西宁：宁夏友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36页。推行行政审批法治化，最为重要的就是修改完善行政审批基本法——《行政许可法》，使其能够对行政审批改革起到规范、约束和引领作用，夯实行政审批法治化的法律基础。[29]刘剑明、胡悦：《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法治化的路径选择》，载《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草案）〉的说明》中指出：行政许可（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行政审批），是行政机关依法对社会、经济事务实行事前监督管理的一种重要手段。以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政策性推动。

《行政许可法》是一部规范行政审批的基本法律，其立法目的是使行政审批在法治下有序进行。特权的取消、人员和预算的缩减，则严重影响政府组织的利益。

行政审批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范围很广。对百姓而言，国家是全能的，政府也是包干的。